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

[32]为美国培养职业型的法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质量的保障。我国为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逐步发展，在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四章专章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其中第23条和2004年4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四章专章对国际服务贸易规定中的第24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14]只有心智都得到健全发展的综合型人才才是未来社会的主力军，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加入WTO后，又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11]吴志攀前注[6]，第8页。英美是法学教育发达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派出许多留学生到英国和美国学习其法律。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从合作办学、互聘教授、加大留学生培养力度到在国外创办学校、进行学术交流等不同方面促进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这些方式，为国际化的法律人才培养创造了条件。

在这样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国家更需要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来保障我国能够充分、有效地实现各项制度的建立、对接与运作。4.在教学内容上，应重视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第9页、第240页)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能认为是某种技术性的、中立性的机制，而应该认为是一种制度，目的在于确保政治冲突能够有效地得以解决。

(第240页)那种控制冲突的实践性技巧日积月累，产生了 政治艺术，或者称之为技艺(柏拉图)、审慎(西塞罗)与美德(马基雅维利)(第240页)，政治于此，被定格为管理国家的艺术(第八章)法律作为实践性的话语 (第238页)，是政治艺术中的重要内容，它在这里被理解成一种传统或者惯例。借助博丹的主权，霍布斯的利维坦获得了灵魂，驱逐并取代了神权的地位，但也压迫了人民的空间。3.  具体方案的不同 前述两项差异决定了具体分权方案的上的差别，但这只是现象层面上的区别。这些线索和线索段落，既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知政治与法律关系观念史的钥匙，也是阅读该书的钥匙。

但是，在权力产生领域所提出的有限政府 理论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该问题。申言之，协定 形成了正式的宪法。

(第10页、第243页)虽然，这个时期也存在法律与政治相区分的命题，因为法律 形成了规则的结构，成为社会秩序的法典，但是，这种作为意志产物的法典，本身则是政治过程的结果。(第184页) 孟德斯鸠接受区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理念，并进而独立出司法权的形态，成就了分权学说的典范方案。权利话语在法律命令说时代作为政治话语存在，主要从属于政治范畴，自然权利与实定法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第224页)。这种回应因此也导致了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滥觞(第 108页)。

直接以两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是两项议题研究可直接共享的交叉性工作，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基础性工作。以之为题，马丁·洛克林(MartinLoughlin)教授秉持谨慎的学术态度，成就了《剑与天平 ——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省察》，其问题意识是，很多人认为政治的终结与法律的胜利 (第249页 )是这个时代的强音，为检视论者们在这个议题上或者盲目假设或者明确断言(前言，第1页)，洛克林教授勾勒出一个简约的思想史脉络，希望通过思想史的梳理能引起了我们对当代趋势的发展方向产生质疑(第255页)。《剑与天平》在思想史的旅程中，提供了一个明晰的线索机制。洛克只是基于政府依据制定与颁布的法律而行使权力的逻辑，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权，又在行政权中单列出结盟权，由此形成现代分权理念的雏形。

如语言与宗教一般，法律随着光阴荏苒演变成为社会文化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英国的司法历史与形式主义的上述争鸣史并不合拍：法律确定性问题似乎——直到最近——才真正引起了英国法学家的兴趣(第88页)，洛克林将主要原因归结为普通法中反理性主义的传统，或者说英国法官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从先例之中作推理而不是从规范出发展开演绎推理(第88页)

在霍布斯那里，主权表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特征，这是根本的政治关系，他斩钉截铁地反对将主权进行任何的分割 (第192页)，由此断绝了对权力运行机制的关注空间。(第9页、第240页)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能认为是某种技术性的、中立性的机制，而应该认为是一种制度，目的在于确保政治冲突能够有效地得以解决。

由于法律作为一系列传统实践，为政治秩序提供而不是建构了行为框架，这里没有伟大的理论需要揭示，也不需要什么理性设计，因此，从事着政治话语的秘传工作的法官，就担当了(法律)实践的监督者、普通法的监护者、政治宪法解释者的角色，而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事务中则是相对的初级者。(第 246页)这是此议题的情境性特点，它在增添这个议题复杂性的同时，也显露了它的关键内容，洛克林为此强调：法律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的精确形式以及受到影响而作出的变革，是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关键。历史文本提醒我们每一种不同的语境均会产生不同的论争，因此无论何时，当我们以一种论点来回答有关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对它的语境与所援引的特定法律概念有清醒的认识。洛克纳也中肯地说 天生唯心主义 是自然权利的主要问题。为此，霍布斯用盟约的理念来作为分析国家起源的设计装置。在各个阶段或者其中两个阶段，洛克林分别描绘关于司法角色、权利定位、社会契约的属性、分权机制等议题的不同认识，构成阅读全书的支线。

1.  理论意图不同 两者的分权学说的关键区别在于分权的理论意图不同。于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版的分权制衡理论，它在美国获得了几乎彻底的贯彻，但提取自18世纪的英国，而且孟德斯鸠认为，这绝对优于罗马共和国(第199页)。

而且，这种制衡必不可少，如果行政权无权对立法机关的事务进行制衡，那么后者将是专制的，因为它将彻底消除其他的权力，因为它能够赋予自己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权力。于是，它们又可化约为各个时期标志性作家的所构成的人物线索，其中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这一段，是早期现代走向现代的关键，也在书中得到强调。

法律命令说向法律权利说的这段演进过程，对于当下语境与政治法律关系议题的相关热议尤为重要，霍布斯—洛克 —孟德斯鸠 为线索的这段思想脉络成为《剑与天平》的论述重点。通过审视这些理念的变迁，我们了解到了政治—法律语言的流动性，了解到了它们能够发生变化的使用方法。

就法律领域而言，社会与经济公民权这些‘权利并没有被普遍认可成为能够实施的法律权利。但是，一旦这些基本权利渗透进入实定法之中，公民就不再需要诉诸一系列的政治价值去陈述自己的主张;他们现在只需要根据法律的规范框架展示他们的权利就可以了，洛克林毫不讳言：这一过程会强化国家的力量(第228页)。主权是 构成现代政治系统的主要组织性原则(第138页)，也是理解作为命令的法律的关键词。(第183页)至于分权，主要还是在法律运行环节的自然逻辑上进行的;并没有明确指出其与自由的决定性关系，而只是 确认自然权利并将其视为自由基础 (第199页)。

(第196页)但是，洛克至少从两个角度，这种可能进行了限制，一方面，人民来判断他的受托人或者代理行为，是否与委托给的责任相一致。可以说，在他那里，有政治没法律，有权力没自由，有国家没宪法，于是革命的魔咒让他魂萦梦牵。

康德 将个人权利作为首要问题展开研究，强调人的权利 必须很少受到控制，但是统治权却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第243页) 法律权利说的来临，使作为控制政治的传统标准的审慎信念得以规范化，试图由此实现法律对政治驯服，消除(政治)主权理念，而替代以法律的主权(第 245页)。

申言之，如果将司法角色局限于满足矫正正义的任务时，这也许可以控制。(第215页)然而，新旧体制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自然权利之说，而在于政府体制是否建基于自然权利之上，后者才是现代政府体制的 真正的发明(第218页)，这项发明开辟了政治历史的新时代 (第 216页)。

清晰线索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清晰的图景，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从法律惯例说到法律命令说、再到法律权利说，并不意味着由低级到高级、前后相承、不可逆转的单向过程，也不由此意味着历史是演进性的理念，也就是说它涉及从低级国家到高级国家的渐进演变过程(第246页)。(第182页)准确地说，洛克所说的这种委托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授权关系，而不是 严格契约性的主张，因为洛克 拒绝让统治者行使绝对的权力。洛克只是基于政府依据制定与颁布的法律而行使权力的逻辑，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权，又在行政权中单列出结盟权，由此形成现代分权理念的雏形。另一方面，唯有当压迫影响到多数人时革命方可发生，而革命不可能发生于公共事务产生很小的瑕疵之时。

这些支线是在直接的引用(前言，第2页)经典思想家的论述的过程中，平行地呈现出来。分配正义则是政治的传统领地，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关涉分配正义(第73页)。

(第225页)第二，制度外的革命手段被制度内的诉求吸纳，国家由此更为强大。洛克指出政府权力并无其他的目标而仅仅在于保卫公民，它从来不应该是专横的，遂提出了有限政府的理论。

(第74页) 矫正正义系司法的核心职能(第83页)。(第178页)两者的政治版本尽管使用了诸如盟约或者契约般类似的工具，仍产生了鲜明对比的秩序图景，(第237页)这主要在自然状态、社会契约、限权、革命四个方面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宋伟峰)